遇见范家辉：一位跨国企业高管的微积分人生

　　2003年，他陪家人去西安，没跟旅行团，包了个车往汉武帝陵去。一路上，他发现乡下路与路之间很少有车辆交会，即使有，车与人，车与车之间总能有序通过。乡人哪里需要红绿灯么，他感同身受。
　　另一次文化相对主义的经验是在印尼。90年代初，他每天在雅加达晨祷的钟声里醒来，这样的钟声，每天要响五遍。他只能上午召集公司成员开会，因为下午当地人要礼拜。下午，他花一美元就能找一个当地人陪打一下午网球……在这个天气只有热、很热、非常热三种情形的赤道岛国，几千万年以来，人们不需要时装，树上结满果实，七八斤的河鱼随手可捞，困了上树就可以睡，人们不需要储蓄……
　　“就像香港人比较务实、急功近利，都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后来，范家辉每到一个陌生的国家、城市，先去走访当地博物馆，像一个有经验的人类学家那样。
　　做直销如同做保险，都是与人打交道含量极高的生意。对市场的认识，对国情的判断，对政策、门槛的把握，对历史、文化、商业的综合考量，20多年来，范家辉在亚洲各国精研的，就是这样一门学问。在菲律宾，他曾触犯过黑帮利益，进出8个保镖陪护，行踪保密，仍然眼看着两辆车在身后爆炸；也收到过恐吓短信。
　　他喜欢引用毛泽东的话“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或引邓小平的话“路子走对了，政策不会变”，又或者温家宝的话“一个很小的问题乘以13亿，都会变成一个大问题；一个很大的总量除以13亿，都会变成一个小数目。”他推崇纽约市长朱利·安尼的“破窗理论”（涵义是细节对人的暗示作用）；也有自己的话“共通的国情，就是人”。
　　1997年香港回归，他第一批拿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此后他所有的言与行，纳入一个抽象的归纳“爱港爱国”，却有实在内容。

 

　　听范家辉谈国情――
　　国家的和谐是什么？就是人人有饭吃。
　　中国大陆自成一体。
　　新加坡五百万人口比上海一个徐汇区还要小。拿整个中国跟新加坡比法制、比公务员素质，这不公平。
　　有人性，就一定有贪腐。香港七百万人口，用十五年的时间才建立起一个制度（指廉政公署的设立），让大部分的人会害怕去贪污腐败――金钱、名誉、道德、家庭，再加上你受的教育，所有这些东西加起来是一个整体，供你掂量：代价，你付不付得起。
　　范家辉亦有许多管理心得，他享受这份工作。他的家人曾对公司高层说：你们不用加他薪水他都乐意这样做的。前一天，他对香港城大的学生仔讲了一句比较拗口的长句：什么叫成功？一路下来你累积的才智辛劳，交付给你最感到兴奋的事情上面所取得的成就，就是你的成功。
　　“总有一天，我要离开，这是我每天思考的问题。”“啪”地，他打了一个响指：“有两种离开，一是坐飞机出差太频繁，我的朋友差点乘了马航，而之前我自己躲过了华航空难……这几年我们请了很多顾问，也让年轻管理团队承担更多，让公司能够健康成长，公司的成长不能单靠一个人。另一种离开是退下来，我给自己定的55岁之前。把机会留给年轻人，把位子让出来，找一帮志同道合的企业家，帮扶一些有潜力的小企业，给他们最好的咨询，帮他们成长为大企业，让他们的员工也和如新的员工一样，都有光明的未来，给社会带来健康、可持续的发展。而我们的条件也很简单，不收钱，只要这些企业家55岁也退下来，加入我们这个组织。虽然离开打拼了半辈子的如新，但可以去帮助更多的后来者――它是多赢的、绵延不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