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销案涉案款去向受质疑 警方称没人能说清

回应：这些钱没人能说清

媒体所报道的办案机关在办案过程中“转移”或“隐匿”了这几项涉案钱款，这一说法是否属实？《法制日报》记者决定前往惠民县作进一步采访。而就在记者启程前，又接到了举报者的爆料，称有人被打击报复。

6月3日下午，记者见到了惠民县公安局现任局长薛军。他介绍说，他于2008年年底上任。而那时，金华海传销案早已侦查终结，进入法院审判阶段。

“这个案子被媒体报道后，我感觉很震惊。但说实话，我上任的时候，这个案子的公安侦查阶段早已结束，已经进入法院二审阶段，所以对这个案子的基本情况，我不了解。”薛军说，“我上任后，在打击犯罪、治安防控和队伍建设方面，都是常抓不懈。几年下来，我局的各项成绩都是名列滨州市前茅，人民满意度和安全感持续攀升。这次被媒体披露的情况与我们现在的工作状况和所取得的成绩是格格不入的。我希望能早日查清其中被质疑的问题。”

“关于金华海案资金的流向问题，我现在说不清。估计现在也没人会说，也没人能说清。”薛军说，“这是一个二审终结的刑事案子，不论是在办案过程中，还是案子终结后，根据有关办案过错纠改制度，上级司法部门和纪检部门都能介入审查，及时纠错，并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如果他们来审查，我们会毫不保留地提供任何案卷，甚至办案人员个人的工作笔记。”

对于举报人被打击报复一事，薛军予以否认。

对于受社会质疑的“涉案款项由扣押机关依法处理”的判决，《法制日报》记者采访了惠民县人民法院院长崔熹，以及此案主审法官、刑庭庭长范子君。

“这笔扣押、罚没款为什么不收缴国库，或返还受害者，而是‘由扣押机关依法处置’呢？”记者问。

“我们是严格按照刑法和刑诉法的有关规定判决的，判得没错。”范子君说。

“那谁去监督公安机关是否依法处置了呢？”记者接着问。

“这要问公安机关了，我们不知道。”范子君答。

“对于公安机关处置这么大笔的扣押和罚没款项，法院是否有责任监督其有效依法执行，或者在执行终结后委托审计部门对公安机关的处置情况进行审计呢？”记者问。

“关于‘财产刑’如何执行的问题，不久前，最高人民法院作出了司法解释。而对办案机关扣押款的执行问题，还没有具体规定。”崔熹说，“当然，针对司法机关罚没扣押款项进行‘专项审计’是个可行之法，但目前还没有具体司法实践，到底应该谁来委托，谁来落实，最后谁来监督，这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领域。”

专家建议引入“专项审计”

“公检法等部门代表国家行使权力，如果最后的执法结果是为了某个人、某个部门或某个地方谋取利益，执法显然就失去了公信力。”山东省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于向阳说，“因此，像此类涉及巨额罚没、扣押款项的公诉案子，办案过程中的资金去向问题必须阳光化、公开化，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

“公安机关的罚没收入有两大块：一是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案件和不予起诉的刑事、经济案件的经济处罚，这类罚没收入往往由公安机关自行处理；二是那些需要移送起诉案件中所扣押的钱款，这些钱款应当随案移交，法院在审理后，依法作出判决，界定其合法去向。”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法官对《法制日报》记者说，“前一项资金一旦暗箱操作，就很难监督和厘清，后一项资金经过公检法三家审查、审理和判决，基本能实现阳光化。像金华海传销案这样的‘模糊’判决是极为少见的。”

记者查阅资料显示，1995年，国家审计署曾发出通知，对全国部分公检法机关1994年的办案收费、罚没款物等财务收支进行了审计，但此后多年，未有资料显示类似的审计行动。

于向阳说：“针对办案机关引入‘专项审计’不失为一个好的办法，但关键在于此类‘专项审计’应该由哪个监督机关来启动，如何委托执行，这在目前司法实践中尚属空白。”

他说，理论上有人大的监督、执法机关的上下级监督和社会公众监督等众多监督形式，法院判决后也可要求公安机关有效依法执行，但在一些局部领域往往因为监督权的缺位，而缺乏有效监督。如果没有一些特殊案例、特殊人群的出现，这些监督缺位常常会被现有法律法规遗忘，而这个时候，就应该由立法部门关注并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予以规范。

有专家建议，全国人大应该出台专门的法律，来具体规定司法机关“专项审计”的范畴和程序以及专项审计的办法。法律出台之前，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也可先行出台司法解释。